由于地理的、更多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思想交流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么通畅。雷蒙·威廉斯曾感叹道，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文化距离远远大于地理距离。他的学生特里·伊格尔顿也以调侃的语气说，欧陆的新思潮要在多佛港口经过海关检验，证明无害之后方能进入岛内。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在9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研究英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他指出，与欧陆同行相比，英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往往缺乏理论的原创性，在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学术研究中，他们既不占前沿位置，也不居核心地位，他们充其量利用母语优势，发挥文化掮客的作用，从事文化转口贸易，把原产于欧陆的各式新样理论翻译成英文，再经过一番阐释和润色，行销到世界各地，“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商店主的国家，那么，它的知识分子就是被动地奔走于两个大陆之间的商人，他们阐释和舶来‘外国’思想，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思想。各种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类外来影响的基本组成部分。”他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英国哲学文化的特征有关，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是英国哲学文化的主流，它们排斥抽象的一般理论和宏大叙事，没有给总体性的社会理论留下太多的空间。
早在60年代，英国新左派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佩里·安德森从历史的角度剖析了这种状况的成因，但他着重强调的是，当前英国知识文化中理论之贫乏，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对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了，他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还是以考德威尔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得英国知识文化当中明显缺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新左派自60年代中期就开始大规模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著述，这一系统工程一直持续到70年代，才告结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葛兰西《狱中札记》的英译就是这项工程的一部分，它的首译出版于1971年。这个姗姗来迟的译本一经问世，就在新左派圈子里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它所阐述的市民社会理论和霸权观念为新左派的文化抗争开拓了新的视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
葛兰西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虽身陷囹圄，仍矢志革命，痛定思痛，积极总结失败教训，以规划新的斗争策略和方向，《狱中札记》即是他十四载铁窗生涯的泣血之作。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市民社会／政治社会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等于市民社会加上政治社会，而不等于经济基础加上层建筑。所谓政治社会，指的是由政府、军队和司法部门构成的强制性的国家机构，行使暴力性质的强制功能，而市民社会则是由非强制性、相对自主的教会、行会和学校等机构组成，替统治阶级行使非强制性的“霸权”职能。根据雷蒙·威廉斯的考订，霸权这个词最初来自希腊文，指来自于别的国家的统治者，19世纪之后，它被广泛应用，用来描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支配关系。到了葛兰西手里，这个词又有了新的含义，被用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葛兰西所说的霸权，指的是统治阶级将于己有利的价值观和信仰普遍推行给社会各阶级的过程，它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措施，而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认同来实现的，因此，也可以说，霸权的实现是一个赢得价值共识的过程，它不仅存在于政治和经济制度和关系之中，而且以经验和意识的形式内在于社会思想中，是捍卫统治阶级利益的坚强堡垒。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越发达，它的市民社会就越强大，国家政权也就越稳定，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各国均告失败、却在俄国成功的原因。俄国是半封建性质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市民社会尚处于原始的未开化状态，政权的维持完全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这样的政权最经不起震荡，而在市民社会发达的西欧各国，统治阶级的统治是靠全社会成员的赞同来实现的，因而它们的统治比较牢靠。鉴于此，葛兰西主张，西欧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产生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一个社会阶级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霸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执掌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行使以往的‘领导权’（霸权）。”市民社会理论和霸权观念突出了包括文化传统在内的思想意识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这是英国新左派乐于接受霸权观念，并将其付诸文化政治、引入文化研究的原因。
英国新左派的文化政治思想建立在他们对战后资本主义制度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不同于战前的形式，如工人阶级普遍富裕、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管理革命使资本主义的工厂管理带有人情味等等，它的运行逻辑，完全迥异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工厂资本主义，与战前老左派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相当大的距离。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主义的风行成为显著的社会特征，促发了大众文化的极度膨胀，这不能不引起新左派的关注。这种社会形势表明，大规模的政治行动和苏联模式无法取代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于是，新左派就不再注重从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入手进行社会改造，转而从文化角度介入政治，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思想。伊格尔顿在近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文化在近几十年走红的原因在于，它是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文化与新兴的性政治、种族斗争以及相关运动有明显的联系，在这些运动当中，文化都是政治冲突的部分媒介。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以文化为政治介入的切入点，自有其合理性，因为，首先，社会的变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得极为显著，其次，文化决不是第二性的，它同政治和经济一样，都是社会的构成成分。
由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加特等左翼批评家所开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发展和深化的文化研究工作，把社会批判和政治介入当作核心任务。无论是50、6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70年代盛行的媒体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研究，还是80年代以来的种族研究和性别研究，都致力于揭示文化在塑造社会意义上的作用，努力发掘社会边缘群体与主导阶级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换言之，它们张扬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争夺文化支配权的斗争。霍尔说过，“文化研究使我认识到，媒体在构造和形成它们所反映的事物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并非有一个‘外在的’（outthere）世界自由自在地存在于再现话语之外，‘外在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文化的社会构成作用也可以表现为文化霸权作用，它塑造了人们对社会现实（如阶级结构、性别划分、种族结构）的体悟，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认可当下的社会现实状况，正如霍尔所说的，“一套社会关系显然需要维护其（合法）地位的意义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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